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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大学从何而来?听这位社会学大师,讲述大学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

文章来源:大学排名

中国现代大学从何而来?

经学到现代科学如何转变?

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大学制度有何关系?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与“在明明理”有何区别?

现代文明建构中,真善美如何兼顾?

……

让我们一起分享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社会学家金耀基

讲述《大学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



12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社会学家金耀基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并应邀于“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作题为《大学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的学术报告。



我和郑杭生先生是老朋友。他来了人大之后,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和人大社会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使人大社会学科在中国所有大学里面成为最领先、最顶尖的。我借此机会表示对这位老朋友的尊敬,同时能够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讲堂里作讲座,我感到特别亲切。

 

我没想到,在《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出版52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到人大来跟大家进行交流。我一生研究社会学,最主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也就是应该怎样现代化,现代化是干什么的,这牵扯到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我的观点很简单,中国现代化最后的目标不止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而是建设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大家不要忘记,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重构中国的现代文明,而大学也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大学跟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是分不开的。坦白讲,大学本身是现代化的一个产物,产生之后,它变成推动中国现代化最强劲、最根源的力量的,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大学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


01


现代大学从何而来:

“大学”与“太学”,不只一点之别



首先,大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university,根本上不是来自传统的,是来自欧美的。

 

中国过去有没有高等教育?有。有没有类似大学的东西?有,那是汉武帝时期开始的,叫太学。“太学”跟“大学”差一点,这一点之别,就完全不一样。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子学时代。到汉武帝开始之后,独尊儒学,中国就进入到经学时代,儒家经典作为学问的核心,儒家经典就是“诗书礼乐春秋”。

 

从汉代开始,经学之后,国家真正开始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到了隋代,1400年前,开辟了运河的隋炀帝开创了科举,科举取才在文明古国里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对很公平的方式,体现了开放的精神。科举考什么?四书五经。当然在宋代之前只有五经,没有四书。朱熹把古代儒家的书整理了以后,又编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五经从宋代以后变成太学,就是国子监里读的东西,考试也是以四书五经为主,朱子影响中国太大了。

 

我们常说西方有政教合一,就是政治和教会合一,这常常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在中国有没有政教合一?有,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是政治跟教育相结合。汉代之后,儒学变成了经学时代的核心,最主要的是开科取仕、培养人才都是考四书五经。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教育跟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称孔子为“素王”,是道统的领袖,皇帝是治统的领袖,这两个王其实基本上是合作的,所以我把中国在汉代以后2000年历史的儒学称为制度化的儒学,这些儒学不止是学术,它已经变成了国家的制度,参与到国家制度的规范里去了。

 

现在我们觉得经学好像是老古董,但放在同时代的世界中来看,那时候中国建立的经学文明也是人类史上最有光辉的一个时代。因为人类在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文明。文明必须是持续、规范的,经学创造的经学文明,是中国过去的儒家为理念的道德伦理的持续。

 

这种以“三纲五常”为根本核心思想的经学文明,到了清末出问题了。读中国现代史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中国人向来认为自己是东亚的“天朝上国”,别的国家都是蛮夷,但是这100多年是被欺负的历史,“天朝上国”一败再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读书人,曾国藩、李鸿章们追究原因,是技不如人,是枪炮、兵船不如人,所以要搞洋务,要建兵工厂、造炮舰,这是强国之道。这就是中国的第一次国防与军事现代化,社会也开始变了。不讲别的,电灯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引进的。

 

但甲午战争还是全军覆没,什么原因?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就想,不行,我们不是搞搞枪炮就能强国的,要在制度上创新,政治制度、教育制度都要创新,这就叫维新。虽然维新失败了,但清朝末年自己也新政了。

 

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是,检讨我们的太学,检讨我们的科举,就是检讨我们的学术文化。大家发现,经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应付这个世界,怎么办?考试应该考虑到西事、西政、西议,就是西方的东西。张之洞和袁世凯上奏清廷,要废科举、设学校,重新培育新的人才。这是乾坤旋转之举。在四书五经之外,西方的数学、物理也开始慢慢进入学堂。1898年,成立了京师大学堂等几所很有名的大学,为什么?大家觉得必须要重新训练人才。

 

顺便提一下,1905年,中国废科举、设学校;在世界的另一端,同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所以我们跟西方相比,在科学上落伍得太厉害了。

 

这一段历史过去了,经学慢慢退居,但还在。可是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出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蔡元培作为教育总长,给全国的学校发布了大学令。大学令是什么?就是把经学科废止。经学科是汉武帝以来2000年中国大学的核心,到清末,核心没有了,不要了,废止了,只是把经学科里面某些东西放到了现代大学的文科里面去。从此之后,中国就出现了新的大学,不久之后,京师大学堂也就变成了北京大学。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就讲,为什么经学科要废掉?他说,他在德国的时候看到,柏林大学把西方大学800年中古的历史废掉了,开始吸收科学,把神学拿走了,德国因此强盛,中国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今天很多老学问家对蔡元培还是有点不原谅,怎么可以把经学废掉呢?但是我认为,从整个历史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里程碑式的大革新,也就是中国2000年来的经学转变到现代大学里的科学。中国现代化里的一个主旋律、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从经学变到科学。中国的大学制度其实是最结合西方或先进国家的东西,大学的制度是最全球化的,都是以科学为主。


02


从经学到现代科学:

大学制度的力量带来科技的腾飞



中国3000年来都以经学为主,现在这100年来变成科学为核心,这个知识典范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座各位,你尽管不是自然科学家,不是社会科学家,可是你的思考、你受科学的影响是全面的,我们已经是后牛顿时代了,不是后孔子时代。

 

当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大学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变成了推行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基本力量。我们讲要建设现代化大国、富国、强国,基本上也一样,就是建立一个现代文明,中国梦也是如此。

 

中国今天的大学有1700多所,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发展会这么快?这就是我常常讲的大学制度的力量。1700多所大学,有物理系、化学系、工程学院等等,每天有多少老师在这里面做事情?有多少个研究生进去?这么多人全天候地以研究、创新学问为主,从而达到知识爆发。如果没有大学制度,都是自己搞搞研究,这样搞不出来的。这一制度性结构下创造了一种力量,构成了我们今天走向科学的必然道路。

 

杨振宁先生告诉我,1900年,也就是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懂微积分。这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科学可谈。中国过去不是没有科学,但是没有现代科学。3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已经可以跟西方最重要的大学里的物理教育连在一起了。所以,科学在中国这100多年的发展是很快的。我说的“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就是学问性质的主要变化。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的作用绝不低于自然科学。

 

我们现在讲,你这个人在世界上有没有竞争力,是看你有多少知识资本,过去的知识资本就是经学,你会经学,根本不用愁在社会上的生存、发展。中国过去民间就讲,“遗子一经胜过黄金一篓”,你留给后代一大堆黄金不如传经给他,他有经就可以安身立命。可是今天没有人这样讲,国人流行得很早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科学时代,这是知识的资本。


03


从AlphaGo到人造人:

你有没有怕过机器人?



我认为剑桥大学的老科学家罗素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两位科学家之一,他说,“科学使我们可以理解世界,科技使我们可以改变世界”,这个话他已经讲了80年了,我一直记住他的话,越想越觉得对。今天大家有没有手机?手机就是科技,手机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某一天我们没带手机都会感觉惶惶然。科学跟科技在过去一两百年来的确是改变世界的。而中国今天能够那么短时间里发展,也是在科学跟科技方面追上来了。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写过《文明》一书,他认为,为什么说中国现在起来了?就看中国的专利,中国的专利权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他说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一个很强烈的象征。

 

我们讲现代化,第一个现代化是什么?机器时代的来临。最近有两位教授写了第二次机器时代来临,他说,第一次机器时代来临大家可以理解,就是机器的力量可以取代人力跟动物力,当然,马车也好、牛车也好、黄包车也好,还都是人力,但汽车、火车、飞机都是机器力。现在,机器已经不止取代人的肌肉、动物的肌肉,而是思维。

 

我们的围棋高手输给了AlphaGo,你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有没有哭一顿?因为人类失败了。但是我没哭,因为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同意杨振宁说的,机器真正的思维还不及我们人类几岁的孩子。但是,你不能否认,有一种机器的力量是人不能比的,尤其是可以程序化的,可以累加起来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记忆系统是比不过机器的。AlphaGo下棋时,它背后是几万个机器的力量在动,它可以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棋谱背下来,我们人类想半天下一步棋,它几分钟就想到了。

 

你们有没有怕过机器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越来越麻烦。现在造人是绝对可能的,牛、羊都造出来了。可能有一天会怎样呢?有一对男女,相爱很深,有一天,他跟那位女士讲,我要向你求婚,但是有件事情必须向你说明,希望你原谅。什么事情呢?我是人造人。那女的说:“那有什么?我也是啊。”

 

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美丽世界。很坦白讲,我不悲观。


04


大学问题的出现:

如果现代文明只讲“真”,那“善”和“美”呢?


(现场观众提问)


现代的大学,包括我自己几十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坦白地讲,我们现在不断在扩张,每扩张一个新的学科,你有没有资本变成一个新的科目最主要靠你有多少科学元素。一般的研究型大学,70%-90%的课程是跟科学有关系的。比如加州大学,它分了很多校区,至少有将近一万门课程,大概九千多门是跟科学有关的。

 

在社会学界有两个人我很佩服,一个是帕森斯。他讲,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一种认知型的知识系统,完全是科学思维的大学。他的一个了不起的学生,叫罗伯特·贝尔,跟他一个研究团队的,他说,大学里,什么使知识变成问题了?就是知识的科学范典,只有符合科学资格的才叫知识,否则不是知识。

 

中国过去有一本《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善”为主。今天的大学呢?老早改变了,今天的大学是在明明“理”,什么理?科学的理;在新知,创造新的知识;在止于至真,讲真,不是讲善了。

 

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好好思考?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课程是为了求善的,一般的研究型大学,包括我的学校,是极少讲善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的是经学,经学讲到最后跟宗教一样,是求善的社会。

 

但今天我们讲科学是求知识、求真,它并没有在价值方面、在道德方面给你贡献。所以现在的大学,不管你承不承认,基本上讲价值的学问不怎么谈了。

 

对善的追求,没有人可以讲好,所以课程里都不编了。因为讲善不能算知识,这就是知识科学典范的一个毛病,怎么办?我开始就说,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是希望创造中国的现代文明,如果现代文明只是讲真,那善和美呢?

 

真善美是任何文明里三个不可缺少的领域,当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像西方早年的文艺复兴时代,可能是“美”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中国古代“善”占了很大的比重;现在的科技时代是“真”。今天的文明是一种科技文明,科技文明好不好?好,但是够不够?我认为不够,因为文明必须要有真善美,三样都要有的,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大学里没有。

 

所以,近十年来,我退休之后拼命在很多大学里演讲,题目可能一样,讲的方法不大一样,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在现代文明的建构当中,真知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善要不要?美要不要?不要的话,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意思?连蔡元培都讲,大学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科学,一个是美术,真和美。现在的大学里还有没有真和美呢?我知道人大做了很多工作,在文学方面、艺术方法等做得很好,但是就整体大学来讲,真善美很难兼而有之。

 

真善美,我最担心的还是美。我同意蔡元培讲的,美这个问题很重要,尤其在中国。大学如果不能创造美的境界的话,你不要办大学了。一个大学生毕业出来以后,一定要能判断什么是美什么不是美,他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将无法判断。

 

因为我在这方面研究不够,但是告诉大家,到现在为止,美跟善的关系,美、善、真的关系,全世界对这方面的研究都不够,。西方文化里解决了一个问题,美跟真的问题。英国著名诗人有一句很有名的诗“美即真,真即美”,西方文艺复兴最了不起的文艺家达芬奇研究画画是求真的,人的身段、黄金比例统统搞清楚,完全像科学家一样,他晚上派学生去偷尸体来量的。

 

我认识的中国科学家里面,杨振宁先生是把求真和美结合起来的,他的文章里有数学之美,这里有很深的道理。中国人不讲美与真的,老是把美与善结合在一起,成语里,最好的事是尽善尽美。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真善美里善和美的结合有些不同。

 

现代化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不能跳过真善美这三样东西,这是三个不同的范畴,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不能只有一样,也不能只有两样。不同的时候,有一些文明有偏向性,某一样特别好,但是基本上都有一些缺少,这样不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大学做的事情决定着30年以后的中国。人才从哪儿来?就是从大学来。知识从哪儿来?就是从大学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讲,大学跟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有关系。这里面有我的一种判断,有我的一种期望,有我的一种真切希望和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人物卡片





金耀基


1935年生,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1994年被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历任香港廉政公署首位社区研究小组委员会主席,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央政策组顾问,香港研究资助局委员等公职。


金耀基先生在学术、教育、文化、社会服务方面均有卓越贡献。主要中文著作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现代化之终极愿景》《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硏究》《大学之理念》《再思大学之道》等。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建明主持讲座,开场前介绍了金耀基在华人学者中的影响力和“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的学术影响力。


“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而开设的,围绕着当代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要的学术前沿问题,邀请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演讲,在活跃人大学术氛围、开拓师生学术视野以及促进学术交流、深化学术研究、繁荣学术文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今天是系列讲座的第12讲,特别邀请到著名社会学家、教育家,在两岸三地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他是郑杭生教授的老朋友,是当今华人社会学界的一面旗帜,他先后发表了《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现代化之终极愿景》《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等大量学术著作。其中《从传统到现代》一书问世已有半个多世纪,影响了几代人,特别荣幸的是,这本书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的。


除了在学术、文化、社会服务方面卓越的贡献以外,金耀基先生还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长期担任大学的领导工作,对高等教育有着深厚的研究。今天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就是他在教育方面的最新的思考。



金耀基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题写的书法作品“民胞物与,知行互生”。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分别会见金耀基,并向金耀基先生的来访表示欢迎和感谢。